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統籌做好疫情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會議對環保方面部署的表述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推動生態環境質量持續好轉，加快補齊醫療廢物、危險廢物收集處理設施方面的短板”。

“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生態環境質量持續好轉”

該表述一方面體現“十八大”以來加嚴環保政策的延續，也明確了現階段環保工作的開展要“以提高環境質量”為核心；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也給予我們重要的警示，即未來也必須要停止前期對大自然的無序索取，以及改善前期不綠色、不環保的生活方式。

“加快補齊醫療廢物、危險廢物收集處理設施方面的短板”

總量方面：

（1）2018年，200個大、中城市醫療廢物產生量為81.7萬噸，處置量81.6萬噸，大部分城市醫療廢物都得到了妥善處置。（數據來自《2019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年報》）

本次疫情的醫廢處置方面：

（2）2月13日，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358個地市醫療廢物處置設施運行平穩，醫療廢物尤其是涉疫情醫療廢物，基本實現了“日產日清”；

（3）2月11日，全國醫療廢物處置能力為5435噸/天，比疫情發生前增加532噸/天；全國共收集醫廢2661噸，其中涉疫情醫廢489噸，占全國醫廢收集量18.4%；當日集中處置2641噸，平均運行負荷率為48.6%；

（4）2月11日，湖北省醫療廢物實際投運處置能力為317.5噸/天，比疫情發生前增加137.5噸/天，此外，還有55.8噸/天的應急處置能力可隨時啟用；全省共收集醫廢187噸，其中涉疫醫廢125噸，占全省醫廢收集量67%；當日集中處置196噸，平均負荷率為62%；

（5）2月11日，武漢醫療廢物實際處置能力為100.5噸/天，比疫情發生前增加50.5噸/天；全市共收集醫廢47噸，全部按涉疫情醫廢處置；當日集中處置57噸（含庫存10噸），平均負荷率為57%；庫存已全部處置完畢。自1月20日以來，全市累計處置醫療廢物1123.8噸.（上述數據均來自生態環境部）

上述數據分析：

（1）醫廢處置確實具有一定特殊性，尤其在于涉及新冠疫情醫廢的“易感染性”，疫情突發帶來的增量需求更多在于應急處置產能、備用處置產能的投放以及保障收運、運營人員的安全。

（2）疫情期間根據生態環境部數據，全國范圍，應急醫廢處置需求增加約22%，產能迅速提升約10%；其中湖北省應急醫廢處置需求增加約76%，武漢市應急醫廢處置需求增加約100%。新增應急產能及新增醫廢產量的絕對值基本相匹配，包括一些水泥窯協同處置危廢項目、分布式應急設備也用于醫廢的應急處置。

可以得到的結論：

（1）當前涉及應急醫廢處置的保障工作正有序開展，我們堅信全國可以很好地打贏本次遭遇戰；

（2）應急需求是短期的，行業回歸正常后，年均醫廢產量約80-90萬噸，處置產能建設已基本完畢；

（3）醫廢處置行業市場空間約為40-45億元/年（假設按5000元/噸的處置費測算，實際各地的收費標準均有所不同），市場空間較為有限，但處置標準、要求在疫情過后有望進一步提升。

從數據層面分析，我們似乎從處置能力的角度很難發現短板所在，那應該如何理解政治局會議提到的“醫廢及危廢”短板？

我們認為，醫廢行業：

（1）先前確實存在部分醫院在醫廢的收集、分類、運輸環節存在不規范行為，也存在將醫廢摻雜到生活垃圾或者通過黑市處置等不規范的方式；本次疫情將推動醫廢收、運、處置環節更高標準的建立，以及對醫廢行業整體監管的進一步加強。

（2）從醫廢行業規劃方面，我們認為未來將逐步形成區域協同、城鄉統籌、提升應急儲備等處置能力規范化的建設。

危廢行業：

（1）需要增強危廢企業應對“工業提質、產業變遷導致危廢需求和結構的變化”處置能力建設。危廢產量與工業整體體量增加高度相關，且具有較強的行業結構性；這與特定時期政策的傾向性、供給的計劃性以及資源化/無害化處置運營模式的差異有關；我國經濟已開始進入轉型期，危廢共生性的特點決定危廢的需求和結構將發生變化。

（2）前期行業因“資質壁壘”及“區域規劃”等問題導致區域供需不平衡，跨省轉運、處置現象較多，也導致權錢交易的尋租現象較多；同時，資本推動的“并購”運作，在危廢供需不匹配帶來處置價格顯著上升的時期也有暴利可圖，但整體是一種“重資本、輕運營”的狀態；我們認為，這種現象未來需要從政策層面做出監管，從“輕運營”逐步引導到“重運營”。

綜上所述，我們理解的“短板”并不是單純的通過粗獷式發展以彌補部分區域短期的醫廢危廢產能缺口，更多是在我國經濟發展的轉型階段如何從提質的角度增強醫廢、危廢處置能力，更好的服務民生。

文章來源：北極星環保網